贝博BB体育3月16日起，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二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雕塑馆（以下简称雕塑馆）经过全面升级、创新改陈，将对外试开放。

　　澎湃艺术获悉，全面升级后的雕塑馆对展示的文物门类进行了拓展，对展线历史进行了延伸。整个陈列共计展出289件/套立体造型文物，较人民广场馆雕塑展增加近两倍数量，其中，有三分之一为首次公开展出。其中不乏诸多代表性的珍品、孤品文物，比如存世体量最大的大理国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唯一考古出土的带有“大都”铭文的标准元大都造像“大都佛儿张造青田石佛像”等均为孤品。陈列中还首次展出一批上世纪40年代末从日本追索回国的云冈石窟造像残件；在展厅中心位置突出了南北朝佛造像的对比展示等。

　　据上博馆方介绍，上博东馆雕塑馆展陈是基于人民广场馆雕塑馆的改陈升级，主要体现在文物门类拓展和展线历史延伸两方面。文物门类拓展方面，展览立足馆藏立体造型类文物，从艺术视角出发，展出和阐释上博馆藏骨雕、玉雕、青铜器、木俑、陶俑、墓葬刻石、金铜造像、石雕造像、木雕造像、泥塑造像、瓷塑、竹、木、牙雕等，使得展示的雕塑文物门类更加丰富。展线历史延伸方面，展览在原有雕塑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四大板块的基础上，向前扩展到商周时期，充实成为商周、秦汉板块；向后新增元明清板块，重新展示这时期雕塑的工艺之美和贴近现代人审美的鲜活世俗气息，改变大众对元明清雕塑拘谨、守旧、衰败的刻板映像。在继承人民广场馆雕塑展原有经典展陈的基础上扩充和优化调整，形成“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大理国”“元明清”五大板块，展现一部有形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通史。

　　展览以时间为纵轴展示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先秦的青铜雕塑，秦汉的陶俑和画像石，魏晋的堆塑罐，南北朝、隋唐的金铜、石雕佛教造像以及云冈、龙门石窟的浮雕造像，五代南唐钦陵的陶俑，宋辽金的寺观造像、金铜造像，元明清以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为主的藏、汉、宫廷造像体系，明清的竹、木、牙雕等民间工艺雕塑都有所涵盖。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表示，在海内外的博物馆中，能开设这样一个贯通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通史的陈列不多，上海博物馆是基于丰富的馆藏和七十多年来一代代上博人赓续不断的学术积累，所以能够打造这样的中国古代艺术通史展陈。

　　除了内容上的扩充，步入展厅之后，会发现东馆雕塑馆的展示环境、氛围较之前的人民广场馆都有较大的改变。人民广场馆的展厅相对比较小，展览动线结构紧凑、用光较暗，观众置身其中可感受到佛教造像艺术庄严静谧之感。新展厅则更加开阔、敞亮，挑高的场馆层高接近8米，空间层次更加丰富，既有类似展示露天大型雕塑、像小广场一样的开阔空间，又有二楼夹层和夹层上的观景平台以及相对独立的大型多媒体沉浸式体验空间，总体给人一种通透明快之感。

　　雕塑是三维空间中的造型艺术贝博体育，与之相匹配的陈列展示空间更能凸显雕塑的艺术美感。据陈杰介绍，全面升级后的雕塑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新的尝试。“升级后的这种陈列形式更符合当下国际上一些大型博物馆对于雕塑陈列的趋势，所以我们也做这样的尝试。”

　　此次雕塑馆展出的雕塑文物除了柜展，也有大量的雕塑是以裸展的形式展出。据专家介绍，柜展适合展示那些珍贵的、材质更“娇嫩”的文物。而对于一些石质类的雕塑文物，采用裸展的方式也是符合国际博物馆的通行方式，同时这也延续了之前人民广场馆的传统，让观众可以更加近距离、无障碍地去观赏文物。当然馆方也会设置一些“禁止触摸”的提示牌等，提醒观众文明观展。

　　上博东馆雕塑馆展出近三百件馆藏珍贵文物，数量上较人民广场馆雕塑展增加近两倍，有三分之一为首次公开展出，其中不乏诸多代表性的珍品、孤品文物，比如大理国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是存世体量最大的大理国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还有一尊大都佛儿张造青田石佛像，是唯一考古出土的带有“大都”铭文的标准元大都造像，均为孤品贝博体育。同时，为丰富展览体系，上博向文博界的兄弟单位借展了部分在雕塑史上非常重要的稀缺文物，比如四川博物院藏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南朝石造像残碑等。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陈列在展厅入口“C位”的唐白石供养菩萨像。这件菩萨造像通体洁白，束高发髻，戴宝冠，束冠缯带垂于两肩。面相圆润，眉弓弯曲，双眼半睁垂视下方，鼻梁挺直，嘴唇微抿含有笑意，显得恬静安详。菩萨两前臂和双手缺失，跣足蹲跪于莲台之上。

　　据专家介绍，这件菩萨像采用白色大理石制作，在古代白色大理石（简称白石）造像发愿文中常将这类石像称为“玉像”。特别到了唐玄宗时期，长安地区的白石造像达到鼎盛阶段。这件白石供养菩萨像源自玄宗时期的长安，在材质与工艺方面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白石造像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件盛唐白石造像的上乘之作。

　　上博馆藏的这件供养菩萨像其洁白外观在展厅内尤为显目，其胸腹部及长裙上还残留有彩绘痕迹，可以想象这件菩萨像当年的华美。

　　升级后的雕塑馆还首次展出一批上世纪40年代末从日本追索回国的云冈石窟造像残件。据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师若予介绍，这批云冈石窟的造像残件原本籍籍无闻地“躺”在上博库房。2000年，他们在整理库房文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它们，整理研究后发现竟是自己学生时代在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著的《云冈石窟》一书中读到的著录文物。

　　师若予介绍，这一批十六件云冈石窟造像是1939至1940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组成云冈调查队在清理“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时采集的，于抗战结束前被运回日本藏于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经李济、张凤举等先生努力，这批造像于1948年被追索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这批文物于1955年入藏上海博物馆。

　　“因为时隔久远，之前对这批文物的下落一直不是很清楚，2000年的那次整理算是了解清楚这批造像的来龙去脉。”师若予说，从雕塑的艺术风格来看，这批石窟造像残件按照开窟时间由早到晚的变化，可以看到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的造像是偏西域风格，比如人物的开脸比较圆润，五官也是比较集中，人物形象比较健硕魁梧，到后期向中国的魏晋风度、清秀风格转变。

　　此外，升级后的雕塑馆在展厅中央的开阔空间突出了南北朝佛造像的对比展示。据师若予介绍，南北朝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第一个繁荣期，北朝造像受中亚和西域的影响，更强壮雄健；南朝造像更显清秀。此次展示将南北朝造像“对峙”展示，可以让观众更能领略南北朝雕塑艺术风格的差异。不过由于南朝造像存世稀少，上博收藏的南朝造像也屈指可数，为此，上博特地向四川博物院借展了两件南朝雕塑，展期两年。其中一件“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南朝石造像残碑”，碑上雕刻的胡汉融合的伎乐人物与梁武帝参与创作的上云乐有关。非常珍贵。

　　这件虎镇铸工精湛，形体塑造生动，是一件珍贵的汉代工艺雕塑杰作。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装饰贝纹的项圈，身躯线刻斑纹，通体鎏金。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由于起身与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这件虎镇即为其中之一种。

　　这件天人头部出自云冈石窟第十七窟，面庞圆润、五官集中，具有明显的西域特色，为云冈一期造像。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举全国之力，调用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营造的大型艺术杰作，足以体现时代风范。其艺术风格影响了北中国各地的佛教石窟造像，也波及到南朝早期造像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包括这件天人头部残件在内的十六件云冈石窟造像是1939至1940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组成云冈调查队在清理“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时采集的，于抗战结束前被运回日本藏于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经李济、张凤举等先生努力，这批造像于1948年被追索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这批文物于1955年入藏上海博物馆。这批珍贵造像回归祖国，体现了抗战时期国人对中华文化的守护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抗争，在云冈石窟学术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佛像由白色大理石雕成。这尊白石造像选材上乘雕工精湛，相关研究认为其可能源自北齐皇家石窟——响堂山石窟，是一尊珍贵的北齐皇家造像。近似尺寸和风格的佛像已知在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以及日本也有收藏。北齐白石造像主要源自河北省的曲阳、定州和邯郸境内，这里是北齐定州和国都邺城的影响范围。定州有优质石材和雕刻传统，邺城多良工和图样粉本。贴体的佛装和头光的纹样受到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佛像头部较大，上身修长，整体塑造几何化，北齐特征鲜明。这种样式对隋代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

　　四川博物院藏，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相较于数量众多的北朝造像，南朝造像存世稀少，除南京及江浙地区有少量存世外，多出土于成都地区和岷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等地。为了使本展览的体系齐全贝博体育，在南北朝部分形成南北对峙的效果，我们特地向四川博物院借展了两件珍贵的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这件造像碑就是其中之一。造像碑上的伎乐浮雕在内容结构上与梁武帝参与创作的“上云乐歌舞伎”一致。梁武帝及其近臣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创作“上云乐歌舞伎”采用他们所熟悉的南朝荆楚地区的歌舞与风俗，其中老胡文康就来源于当地的胡头，受到寓居此地粟特人的影响。“上云乐歌舞伎”中的角色多戴面具表演，原本在宫廷元会上演出，到隋唐时期发展成《文康礼毕曲》列入隋唐《九部伎》、《七部伎》中作为宫廷宴乐演出。这组伎乐浮雕证明了“上云乐歌舞伎”作为我国早期的戏剧之一，在萧梁当时已被用作佛教供养伎乐演出，并伴随佛教交流由都城建康传播到了成都等地区性中心城市。而与“上云乐歌舞伎”关系密切的日本《伎乐》的得名，及其主要保存于寺院中，在宫廷演出也被作为供养伎乐演出，也与此有关。《伎乐》是日本戏剧的源头之一，源自中国。《伎乐》又称《吴乐》，表明其来源于南北朝晚期至隋代，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流传的“上云乐歌舞伎”之类的面具歌舞戏。

　　佛像两侧菩萨头冠上饰有化佛和宝瓶，可知为侍立阿弥陀佛左右的观世音、大势至两菩萨。造像铸造精良，造型优美，是现存隋代佛教铸铜雕塑的代表作。类似的金铜造像还有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开皇十三年（593年）范氏造阿弥陀佛铜像，以及现安博物院的开皇四年（584年）董钦造阿弥陀佛鎏金铜像。三铺造像有明显的近似之处，比如主尊阿弥陀佛头顶肉髻隆起低缓，面型方圆，五官集中，眼睛半闭，上身拉长，着袒露右肩的袈裟，跏趺坐于束腰仰俯莲台之上。这些相同之处可追溯到河北地区出土的北齐造像，表明隋代佛教造像受到北齐风格影响。

　　这是一尊鎏金菩萨造像，菩萨坐于圆形台座之上，左手屈肘撑腿，右手上举托腮，作“思惟相”，低头右倾，敛目向下，仿佛正沉浸在冥想之中，因而被称为“思惟菩萨”。这尊思惟菩萨鎏金铜像高11厘米，铸工精湛，栩栩如生。菩萨高发髻，束发披肩，四肢修长，宽肩束腰，体现了武周时期长安的造像特征。令人疑惑的是，这尊菩萨像台座底部中空，正中有一长条状横档，当中有一圆孔，正对圆孔的底座内壁有一凹坑。这些设计有何深意？通过对这尊菩萨像进行的CT扫描，台座的内部结构得到了更加明晰的展现。由此推测，这尊菩萨像有可能不是独立的单体塑像，而是通过配件连接在某个群雕上。遗憾的是，仅存这尊思惟菩萨鎏金铜像，我们无法确知它所属的群像的原貌，所幸，在四川绵阳涪陵江畔的碧水寺第19龛，发现了同属初唐时期的带有思惟菩萨像的群雕实例。这是一铺阿弥陀佛五十菩萨造像，整组群雕的下方，雕刻西方净土中的莲池，池中生长出像树干一样的主干，上面盛开一朵大莲花，阿弥陀佛坐在这朵莲花上，两边站立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在主干两侧生出近五十条侧枝，每个侧枝顶端有一尊坐在莲花中的小菩萨。其中就有与上博所藏思惟菩萨鎏金铜像类似的小菩萨像。两相对照可知，这尊思惟菩萨鎏金铜像很可能是主尊佛像旁边的小型胁侍菩萨，其下方的圆形台座是一朵莲花，通过铜质莲茎与整组群雕相连。由于缺少物证，这尊菩萨像所属的群雕原貌，仍是未解之谜，留待我们继续想象。初唐时期，古印度笈多风格的思惟像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很快又由中国影响日本。思惟法相跨越千年，留下盛世中的一缕沉思，引人怀想。

　　龙门石窟奉先寺九身露天大像之间补凿有规模接近的二十一个佛龛，每个龛内雕凿一尊至五尊不等的等身立佛，现存四十九尊。此佛头源自奉先寺北壁力士外侧下层圆拱形大龛内三尊等身立佛的中间一尊。这些立佛高近一米九，面庞饱满，躯干伟岸，稍显肥胖，呈现盛唐开元年间的造像特征。相关研究认为，这些等身立佛可能是根据唐玄宗敕愿或其亲信为玄宗做功德所造，肥胖型的佛像样式源于长安，是研究龙门石窟与唐皇室关系的珍贵资料。

　　这件菩萨像束高发髻，戴宝冠，束冠缯带垂于两肩。面相圆润，眉弓弯曲，双眼半睁垂视下方，鼻梁挺直，嘴唇微抿含有笑意，显得恬静安详。颈部戴珠串组成的项饰，披帛自双肩下垂，绕左右臂垂落身体两侧，上身着僧祇支，束带于胸腹间固定，下身着长裙，束裙腰带自中间下垂。菩萨两前臂和双手缺失，跣足蹲跪于莲台之上。

　　上博这件白石菩萨像应该是一组以主尊佛像和众胁侍组成的群雕中的一部分，即位于佛下方的供养菩萨。这件菩萨像采用白色大理石制作，在古代白色大理石（简称白石）造像发愿文中常将这类石像称为“玉像”。特别到了唐玄宗时期，长安地区的白石造像达到鼎盛阶段。这件白石供养菩萨像源自玄宗时期的长安，在材质与工艺方面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白石造像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件盛唐白石造像的上乘之作。

　　玄宗时期的白石造像利用大理石细腻的材质，淋漓尽致的展示了肌肤柔软弹性的质感，刻画写实细致入微，仿佛冰冷的石材也具有了体温。在白石像雕刻完成后，还要给造像贴金上色，称之为妆銮。在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白石造像上就保留有绚烂的贴金和彩绘。上博供养菩萨像的胸腹部及长裙上还残留有彩绘痕迹，可以想象这件菩萨像当年的华美。

　　这尊大势至菩萨木雕坐像源自山西南部汾河流域。金、元时期这一地区木雕造像繁盛，表现出身材壮硕，装饰华丽，雕刻立体，线条流畅、夸张等特征。此类木雕的躯干多由整木雕成，躯干挖空存放装脏，头部、四肢、装饰等单独雕刻，再以榫卯、木销和铁钉拼合。晋南汾河流域金、元木雕造像样式与当地元、明时期寺观壁画风格一致，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绘塑并举的特征。

　　这尊大理国大日遍照佛像是以知同类题材金铜佛像中体量最大的一尊，极其珍贵。佛像内腔铸有大理国盛明二年(公元1163年)张兴明等人发愿造金铜像大日遍照一身等内容的题记。张兴明官职为彦贲,类比宰相,地位尊贵。这尊造像与《张胜温画大理国梵像卷》第八十四开中南无大日遍照佛的形象一致。装饰耳铛、臂钏,结降魔触地印的宝装佛像源自印度菩提迦耶,初唐时传入长安。四川广元石窟此类造型的初唐佛像铭文记载为菩提瑞像。大理国的大日遍照佛造型受到四川地区此类唐代宝装佛像的影响。这尊佛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流失到美国，后又流失到法国，1998年10月，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访问法国期间将其购回。香港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孔祥勉先生慷慨出资征集，并以其父孔绶蘅先生的名义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99年2月2日，上海博物馆为这尊大理国大日遍照佛像举行了隆重的文物捐赠仪式。

　　佛像肉髻高耸，宽肩、挺胸，是一尊标准的大都（北京）地区14世纪中叶藏—汉式风格造像，是唯一一尊考古出土的带有大都铭文的标准元大都造像，极其珍贵。底座刻铭“大都佛儿张造”，末字为合体种子字，代表这尊佛像的标识和法理。而“佛儿张”应该是张姓造像者的谦称，表示造像者的虔诚。在大都由掌管梵像提举司的尼泊尔建筑家、艺术家阿尼哥及其弟子刘元等，创立了独特的尼泊尔、藏地和汉地结合的造像风格，并成为元代皇室造像的规制，被称为“西天梵像”。这尊佛像1994年出土于上海松江区圆应塔地宫，反映了元代大都的藏传佛教艺术对江南地区的影响。